中国早报评论员   胡立成

    记者接到华中某省一个地级市多位群众反映：该地级市一个区一家原年产能2万头的生猪屠宰场紧邻居民区，经过区自然规划局公示，批准其拆除原老破旧屠宰场后，仍然与居民区零距离新建一个年产能8万头的生猪屠宰场，他们强烈反对无效后，向记者求助。

一座年产能仅2万头的老旧屠宰场，在拆除后竟以“升级改造项目”之名重新出现，年处理能力飙升至8万头，并与居民区保持“零距离”持续运营——这一违背科学常识的现象，正在华中某省某地真实发生。当地方部门借助“升级改造”的文字游戏，刻意规避《动物防疫法》中关于500米卫生防护距离的法定要求时，所暴露的不仅是法律执行中的漏洞，更是对公众健康权益的系统性漠视。

     “升级改造”实为偷换概念的障眼法

地方规划部门将该项目定性为“升级改造”，试图以此绕过卫生防护距离的刚性约束。然而，法律的边界不容模糊：根据《民法典》第234条，原有建筑拆除后物权即告消灭，重建项目应属新建。国家统计局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也明确规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原值三倍即视为新建。该项目原固定资产仅108万元，新建投资却高达980万元，产能扩大至原规模的4倍，显然属于彻底的新建工程。所谓的“升级改造”，不过是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其本质是对《动物防疫法》第24条“场所选址应当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强制规定的蓄意规避。

      法律标准岂容随意变通？

生态环境部门甚至搬出“推荐性标准”为违规建设辩护，声称500米防护距离已非强制要求。但农业农村部《关于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问题的复函》（农牧便函〔2023〕124号）早已明确：当《动物防疫法》第24条要求“场所选址符合防疫条件”，且生态环境部《HJ2.2-2018大气导则》仍然有效时，推荐性标准即转化为法定技术要求。正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所指出的，“推荐性标准的调整绝不意味着防护距离的取消，而是要求采用更科学的评估方法”。地方部门对《GBT39499-2020无组织排放导则》的选择性忽视，实质上背离了《标准化法》第2条“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立法初衷。

    监管链条的系统性失灵

    更令人忧心的是监管体系的集体失效：农业农村部门对2019年颁发的过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拒不收回，明显违反《行政许可法》第70条关于许可有效期届满应依法注销的规定；环保部门对违规生产导致的恶臭污染长期放任不管，环保组织监测数据显示，周边氨氮浓度超标3.2倍（依据GB14554-93标准），硫化氢浓度超标4.7倍；规划部门为违法建设“量身定制”“升级改造”的审批理由，违背《城乡规划法》第36条关于公共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

     这种“九龙治水”式的监管空转，使法律条文沦为一纸空文，民众投诉也往往石沉大海。

    以刮骨疗毒的决心筑牢底线

    此类问题并非个案。2024年，随州某屠宰场因违规排放导致周边居民癌症发病率上升27%；钟祥黑作坊私自焚烧病死猪引发群体中毒事件；黄石某屠宰场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挂牌督办……要根治这些顽疾，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 其一，省级政府应在2025年6月底前修订《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明确卫生防护距离的计算标准，堵塞法律漏洞； 其二，建立农业农村、环保、规划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其三，完善“邻避设施”公众参与听证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其四，由省纪委监委牵头成立专项调查组，对违法审批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以儆效尤。

    当法律遭遇“文字游戏”，当监管异化为“保护伞”，我们所失去的不仅是5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期待有关部门在2025年第三季度前完成整改，以法治的刚性捍卫民众的健康权益，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一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