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钱军

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往往是精神的容器，《花恋溪》以贵阳花溪为叙事场域，将爱情的缠绵、历史的厚重、奇幻的想象熔铸于“花”与“溪”的意象中，构建出一部兼具地域特质与普世情怀的叙事文本。

我和江龙兄弟认识十多年，对他的文学成长之路了如指掌，现已出版的长篇小说《花恋溪》是继合集《花溪之恋》，长篇散文诗《爱神》之后的又一力作。同时，我也有幸作为本书特约校对人员，对其文本将从意象建构、叙事策略与精神内涵三个维度谈谈自我感受。

首先，“花”与“溪”的空间叙事学是意象的符号化建构。

在《花恋溪》中，“花”与“溪”并非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承载着叙事功能与精神意涵的符号系统，二者的互动构成了小说的空间叙事骨架。

作为核心意象存在着的“花溪”，呈现出时间隐喻性。从明末清初的历史风云延续至当代情感纠葛，“溪流”的流动特质可视化了时间的流逝过程——“我的眼泪从此变成了花溪河”(第十章)，孟子溪的悲痛情感将溪水与个体生命体验相联结，具象化地呈现为奔涌不息的溪水正是时间的流逝。地域文化的锚点同样由“溪”所承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地理标识如青岩古镇、憩园、鬼架桥、镇山村、十里河滩、花溪高坡等，“自明朝建立以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青岩……此地不仅盛产猪蹄更可谓人杰地灵”(第二章)，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通过这样的书写被融入叙事肌理，使得该小说成为展现花溪地域文化的文学性标本。更深层次地揭示出，“溪”象征着人物命运的轨迹。缠绕于孟子溪整个人生历程的正是花溪：在花溪河畔萌生的情愫、因花溪传说而产生的内心挣扎、最终在山水间寻得的精神归宿。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暗合着时而蜿蜒，时而澄澈，抑或浑浊的溪流——爱情受阻时，“清澈透明”的花溪湖水仿佛笼罩着阴霾;而在问仙谷获得心灵慰藉之际，“金光闪闪并散发着奇异光芒的石头与石墙”则呈现在第三十六章的描述中。地域空间由此转化为人物的精神外化形式，这种写作手法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同构关系。

短暂而绚烂的生命喻体通过小说中的“花”得以展现。“十八岁便夭折的诗人班文姬之墓”(第十八章)将青春凋零与花朵易逝并置;名为赵小花的角色其生命消逝过程暗合着花朵凋谢的意象，爱情叙事的悲剧感由此得到强化。“海誓山盟衷心不变的花恋溪，山崩地裂海枯石烂的是我爱你”(诗歌页)，直白的爱情誓言使自然意象中的“花”与“溪”升华为精神图腾，地域景观在此转变为爱情的见证者。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奇幻叙事层面，“花”成为灵魂栖居的特殊场域。“徘徊于坟山的十分漂亮的女子形象”，第十八章描绘的班文姬魂魄以其身姿的珊珊之态与吟诵诗歌时的悲凉氛围，使柔美花卉与阴冷鬼魂形成强烈张力。这不仅延续了中国志怪文学中传统的花妖鬼魂意象，更赋予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质——坟山中生长的梧桐树与大槐树等植物标记，使得鬼魂活动空间被打上鲜明的地理印记。

其次，历史、奇幻与抒情的三重变奏充当叙事的多维度策略。

《花恋溪》的叙事并非线性的单维推进，而是融合了历史叙事的厚重、奇幻叙事的诡谲与抒情叙事的缠绵，形成复调式的叙事结构。

微观层面的人物命运勾连与宏观历史脉络相融合，在叙事层面得以呈现的是花溪地区历史事件向人物生存背景的转化过程。见于第三十六章的“石达开攻占青岩城六次都败了”，通过孟子溪这一人物的游历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碎片被巧妙地嵌入了叙事框架之中。第二章所述青岩古镇“在明清时期，已是佛、基督、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盛行之地”，则以空间维度上的文化叠压现象展现了地域历史的复杂面貌。不再是枯燥编年史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此得以实现，成为人物呼吸的空气般的存在——第一章所描述的孟子溪对李仁宇将军“先天下之忧而忧”精神的向往之情，实质上折射出的是花溪人民对本土历史英雄的精神传承现象。匠心独具的文化符号历史化处理同样体现在作品中。作为巴金与萧珊婚礼举办地的憩园(后记部分)，被转化为小说中爱情精神圣地的象征物。“花溪周渔璜以《花溪石漾图》让花溪声名远扬”(第一章记载)，文人艺术创作由此被纳入地域历史的书写范畴，使该小说成为承载花溪文化记忆的重要文学载体形式。

在叙事层面呈现出奇幻性特征的小说文本，对中国古代志怪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可以被观察到。诸如《聊斋志异》所载“人鬼相恋”“魂魄显灵”之类母题，在该作品中得到了延续性的体现。第十八章描述的班文姬鬼魂于坟山吟诗场景，第十一章记载的赵小花魂魄引导孟子溪进入洞穴情节，均带有显著的志怪文学诡谲风格特征化表现。值得注意的在于，作者并未停留于传统元素的简单重复性使用上。将奇幻元素与花溪地区特有的地貌景观进行深度融合的做法，构成了该作品的创新性尝试。鬼架桥的存在、古墓的分布、溶洞的形成等地标性地理要素，被巧妙地转化为鬼魂活动的天然舞台化存在。这种处理方式赋予了奇幻叙事以强烈的花溪地域标识特性。

在情节推进与主题深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奇幻叙事元素也不容忽视。第十一章呈现的赵小花魂魄引导孟子溪穿越“狭小石洞”场景，不仅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性质事件。现实与幽冥界限的模糊化呈现、生存与死亡藩篱的消解现象在此得到具象化展示，“爱超越生死”这一主题表达由此获得强有力的支撑例证。第三十六章描述的溶洞中“金光闪闪”石头意象的出现，为孟子溪精神觉醒过程提供了奇幻化的场景依托条件。地域景观在此转化为主人公精神超越的物质媒介载体由此可见一斑。显著地体现在文本抒情性的呈现方式上，乃是人物内心独白与诗歌段落的交替性运用。第十章中孟子溪那饱含痛苦的独白——“为什么我不能与相爱的花儿白头偕老?难道要让我孤独终身吗?”——采用直接情感宣泄的手法，使得爱情主题的悲剧性达到顶峰。诗歌页所载“一千年以后我还在花溪等你”这一诗句，则通过分行排列的特殊形式，抒情强度获得提升，爱情的永恒特质在韵律节奏中得以彰显。

自然景观描写的诗意化处理亦是抒情性的重要表征。第十八章所述“晨雾里溪水是淡金的，裹着野花的香气漫过鹅卵石，暮色中溪水变作墨蓝，把归鸟的影子揉碎在波心”，将花溪地域的自然风貌转化为极具诗学价值的意象群。中国传统山水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此得到延续，地域空间由此成为抒情主体的观照对象。

最后，爱情、地域与文学传统的对话引起精神的跨时空共鸣。

《花恋溪》的精神内核并非局限于花溪一地，而是在爱情的永恒性、地域的主体性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中，形成跨时空的共鸣。

存在着的核心叙事逻辑在于爱情主题层面，乃是对“生命终结而情爱不灭”这一传统命题的现时代阐释化呈现。生前阶段即已确立的“永恒承诺”，在孟子溪对待赵小花的情感态度中延续至死后阶段的“灵体相伴”(第三十三章)，更延伸出“独居花溪终老此生”的极端化选择，此种情感执着性特征与巴金将萧珊骨灰置于枕畔长达三十三载的行为形成明显呼应关系。个人化的情爱体验由此被提升至人类群体对情感持久性的形而上学探索维度。另，班文姬这一灵异形象与书生角色间的交互行为(第十八章相关描写)，实则是在超自然叙事的表层结构之下，对“才情共鸣引发情感联结”命题进行着深度讨论。书生产生情感波动的直接诱因，乃是班文姬所创作的“凄婉诗作”，由此精神层面的相互吸引确实能够突破生死界限的桎梏。在此过程中，爱情概念的内涵边界已经从现实层面的共同生活，拓展延伸至灵魂层面的共振状态。得以实现的乃是作品经由文学叙事层面的在地化表述，完成了针对花溪地域主体性之建构过程。创作谈中明确提及的作者所言：“需效仿沈从文书写湘西与凤凰那般描绘花溪”(见后记部分)，此种创作层面的自觉意识使得该小说演变为展示花溪地域文化的“文学性名片”——青岩地区特有的古镇风貌、花溪独特的山水景致以及周渔璜相关的文人轶事，均在叙事框架内获得了文学化的呈现形式。读者能够通过文本阅读感知到花溪所承载的历史深度与其文化吸引力。

人物的文化身份层面亦体现着这种地域主体性特征。对李仁宇将军持有崇高敬意的孟子溪，连同其对周渔璜《花溪石漾图》表现出的持续关注，无不彰显其作为花溪文化传承者的身份特质。第三章所述赵小花实施抛绣球招亲的叙事片段，该情节将花溪特有的民俗风情转化为叙事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由此成为驱动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要素。在叙事美学层面呈现多重传统文学呼应特征的，是《花恋溪》这部作品。受《聊斋志异》影响显著的，是其志怪叙事的风格化表达，现代语境下演绎文言小说传统的，是人鬼相恋情节与魂魄显灵桥段。山水意境诗化描写的抒情传统继承性体现在文本中，“那山谷犹如世外桃源，山中有画，画中有诗”(第三十六章)这般书写即是明证，中国山水文学“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由此得以延续。“以人载史”笔法的历史叙事特征同样可见于该作，《史记》“列传”传统的脉络在此清晰可辨。

西方浪漫主义抒情方式与中国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融合构成了该作的独特价值。带有明显浪漫主义情感宣泄特征的孟子溪大段内心独白(第十章)，班文姬鬼魂形象的奇幻塑造(第十八章)，既保持地域文化根性又具备审美现代性的双重特质，正是通过这种融合得以实现。作为叙事载体的《花恋溪》，其地理坐标被设定于花溪地区，而精神符号则选择了“花”与“溪”这两个意象元素。通过历史叙事、奇幻叙事与抒情叙事的交替变奏，该作品实现了多重维度的书写实践：既有对爱情永恒命题的探讨，也包含地域主体性的彰显，更涉及文学传统性的承继。不仅止步于描绘花溪风物的小说文本，这部作品更展现为一种文学诠释学的深度尝试——对地域文化特质进行系统性解码的同时，也对人类情感本质展开了历时性叩问。

当下文学生态中，“全球化”表达范式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下，《花恋溪》所采取的“在地化”书写策略具有启示价值。溪畔的花魂在文学的光影中永恒绽放，而花溪的地域魅力也因这部作品获得了跨越时空的文学生命。

王钱军，笔名浅页，贵州威宁人。流年叹息汇集成书《异乡人》《淡黄的温情》等。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2025年3月，获麦田格第三届三行诗大赛麦芽奖。2025年，任长篇小说《花恋溪》的特约校对。

值班总编：邱天